“小村规”撬动“大治理”，“小积分”成为“大账本”，越来越多的好经验好做法以适宜的方式在各地“生根发芽”，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

　　当前，我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，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需要破解的挑战和难题，强化实践探索、总结成功经验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　　通过建立乡村治理的应急机制，湖北宜都交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湖北保卫战的“宜都答卷”；在浙江宁波鄞州区，点开基层公权力智管平台，村务办理一目了然；在宁夏固原，乡村治理积分可在超市兑换商品……前不久，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，34个案例形式各样、特色鲜明，体现了推进乡村治理的新进展和新成效。

　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。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，实现乡村善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各地历史文化、经济发展、风俗习惯等存在一定的差异，需要因地制宜、积极探索、勇于实践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扎实开展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，推广乡村治理创新性典型案例经验。由此来看，通过试点示范，鼓励各地在乡村治理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创新，总结推广典型案例，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现实所需，是推动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具体举措，也是典型引领、推进工作的有效方法。

　　深入研究各地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，不难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和科学方法。比如，山东省平原县创新“党建+三治融合”乡村治理模式，以及海南省琼海市的“四级化事法”，都是坚持以党建为引领，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纵深下沉，实现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不断延伸；浙江省建德市“走村不漏户、户户见干部”，安徽省宁国市发动群众念好“议、助、管”三字诀，侧重点在于发挥基层群众的主动性；山西省长子县多元调解带来乡村治理的“四降两升”、河南省新密市的“一村一警”，聚焦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，推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……实践证明，抓住强化党的建设、创新议事协商形式、创新基层治理方式、加强县乡村三级联动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、解决突出问题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，能够有效纾解乡村治理中的难点和堵点。

　　“十三五”时期是乡村治理全面部署和推进的重要时期，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因地制宜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，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从实践中看，成熟一批、推介一批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，无疑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各项任务在基层落实落地。比如，湖南实现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全覆盖，四川城乡群众自我履约践约蔚然成风；陕西推行村级“小微权力”清单制度，安徽天长用“清单+积分”将村级小微权力关进笼子；江苏8个县整县推进乡村治理积分制，山东济南市全域推进“积分+扶贫”模式……“小村规”撬动“大治理”，“小积分”成为“大账本”，越来越多的好经验好做法以适宜的方式在各地“生根发芽”，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。

　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，优先发展农业农村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当前，我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，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需要破解的挑战和难题，强化实践探索、总结成功经验，显得尤为重要。各地在积极吸收借鉴典型经验的基础上，因地制宜、开拓创新，让更多更好的经验在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，一定能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，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，实现农民富、农业强、农村美。

　　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20年12月17日 05 版）